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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,治疗急危重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

历史上,治疗急危重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

作者:
来源:
2020/04/03 08:29
【摘要】:
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,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层面的肯定,“中医急诊尖兵队”成为抗疫前线一道特殊风景。据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,截至当天,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,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,占91.5%,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,占90.6%。

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,得到越来越多国际层面的肯定,“中医急诊尖兵队”成为抗疫前线一道特殊风景。据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,截至当天,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,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,占91.5%,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,占90.6%。

在这两个月的过程中,用中西医结合救治的办法降低病死率的经验,已逐渐形成。

再一次,中医打破了“慢郎中”这个传统印象。一段时间以来,不少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,不能治疗急症、危重症。而实际上,历史上中医学的不断发展,往往以急症,尤其是急性、烈性的传染病的暴发为契机,治疗急危重症是中医真正的优势。而最近百余年来,中医急症理论的“萎缩”则是近代化的产物。如果以传染病为线索,探寻人类战疫历史进程中被掩盖的声音,或许不难发现,所谓“中医治慢、西医治快”的固有认识,乃是一种真实和建构的混杂。

历史久远

回顾历史,在一个具有一定活力的社会中,灾难激发机制始终是客观存在的。像瘟疫这类急性、重大灾难,给人类社会带来人口损失、经济崩溃、社会失序的同时,也会刺激和触动医学的完善和突破。中医学历史上几次大的学术飞跃,都与同时段疫病的流行,与中医药用于治疗急症、危重症有关。

如果说中医临床学来源于张仲景,那么急救医学就是他理论的核心,急救医学也就是中医临床学起源的根本。百年后,新的烈性瘟疫“虏疮”(有说是天花或者麻疹)再袭中土,葛洪撰写了《肘后备急方》。此书可以说是中医第一本急救手册,汇集了各种治疗危急重症的单方、验方。其中一些治法对后世影响深远,比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就是受书中鲜青蒿榨汁治疗疟疾的启发,发现青蒿素并改进其提取法,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再比如明清鼎革之际,瘟疫横行,吴又可著《瘟疫论》,提出温病学说,把中医治疗外感热病急症从理论到临床推进了一大步。终清一朝,在江南地区涌现出一大批善治热病的医学大家,不仅中医急症临床思维臻于完善,还针对温热病过程中常见的高热、昏迷、抽搐、出血、厥脱等急症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法则,同时也出现了像安宫牛黄丸这类被公认为可救急解危的有效良方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,安宫牛黄丸、紫雪散也入选新冠肺炎诊疗方案。

可以说,在清末现代西医学广泛传入中国之前,中医学一直是社会中防治疫病和治疗急症的主力军。而且与同时代的西方医学相比,中医自古以来就对许多急症治疗和慢性病调理有显著效果,优势明显。

“萎缩”假象

不过,与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理念相比,对待烈性传染病这类急症,传统中医学虽然在上古时期《黄帝内经》中就确认了预防的重要性,强调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,主张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”,但后世中医学主要还是重在治疗,预防也重在个人“养内避外”层面。与当代产生于西方的传染病防控理念,也就是重视公权力主动介入,进行清洁、检疫、隔离、消毒等明显不同。

到了20世纪,一方面西方卫生防疫体制东渐,“预防大于治疗”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防疫观念。同时,中国也被纳入国际传染病防控体系。当时,现代医学在急症上的治疗水平并不乐观,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磺胺药和青霉素进入临床,1950年代人类开始规模化生产和应用疫苗,现代医学预防和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水平出现划时代进展。

而在中国,由于社会、经济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限制,中医在20世纪中叶前仍是大多数中国人治疗疫病和急症的第一选择,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医家,如上海的丁甘仁、曹颖甫、张骧云、严苍山等,均以善治急性热病而驰名海内。新中国成立后,全国各地在运用中医中药治疗急症方面都取得过可喜成果。如重庆治疗感染性休克,天津、遵义对急腹症的研究,上海治疗高烧及感染性疾病,天津抢救“三衰”(心衰、肺衰、肾衰),河北石家庄治疗乙脑等,都取得了好的疗效。

及至20世纪70年代,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经典的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;同时,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迅速,随着现代医学对临床急症救治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处理方法,中医在急症治疗中的参与逐渐萎缩,很多中医人也就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慢病防治,忽略了中医真正的优势在急危重症,以致在国人印象中,中医成了“慢郎中”。

重新认识

德国病理学家、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鲁道夫·魏尔啸说,“医学是门社会科学,政治从广义上讲就是医学罢了。”换句话说,中医学的兴替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息息相关。20世纪80年代后,为重新发皇中医学术,国家选择以中医急诊为突破口。

首先是中国中医药学会(现中华中医药学会)内科分会成立伊始,便在上海召开了第一个中医学学术会议——全国中医急诊学术会议。1983年1月,原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急诊工作座谈会,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,提出了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几点意见,决定成立七大急症协作组:外感高热(分南方组、北方组)、胸痹心痛、急性胃痛、厥脱、中风、血证和剂型改革。

之后又陆续成立了多脏衰竭、痛证等共11个中医急诊研究协作组。1984年以来,以这些急症协作组为龙头,经过大量临床和实验室研究,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。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包括基于急性热病、急性中风研究的清开灵注射液,基于厥脱证的参附注射液等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。

真正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有赖专业学术期刊和学会的设立。其间,重庆中医研究所先后承办《中医急症通讯》《中国中医急症》杂志。1998年1月3日,中华中医学会急诊分会成立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永炎担任首任主任委员,后续主任委员包括晁恩祥、王融冰,以及此次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。

医学的生命还在于临床。199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11家医院建立了中医急症诊疗中心,2007年又确立了21个中医、中西医急诊临床基地建设单位。全国三级以上中医院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急诊科,大部分属于一级科室,有的下设急诊室、留观室和重症监护室(ICU),目的也是拓展中医急症临床。

无论对于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,急诊医学都属于一个新兴学科,发展最快的也是近20年。急诊医学和其他专科不同,不按脏器,比如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血液系统、内分泌系统等进行疾病分类,而是按病情的急、重、危来采取相应的措施,急症即时处理,重症留观,危重症进行密切监护。

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急症和重症方面,都有各自的方法和优势,而危重症目前无论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,也都存在认识上的不足,治疗上相对是个空缺。在这方面,中西医结合则往往容易提高临床抢救成功率、降低病死率。

比如,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危重症患者急性呼吸衰竭(ARDS)进展较快,危及病人生命。中医对急性呼吸衰竭,有很多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。呼吸衰竭如果危及病人生命,需要进行机械通气,上呼吸机。但是上机以后,会出现其他问题,像人机抵抗、脱机问题、感染问题等等,这些问题本身是机械通气不能解决的,甚至还可能因此导致机械通气失败,病人死亡。

针对这些情况,在此次新冠肺炎诊治过程中,就采取了MDT(多学科团队协作)治疗模式,以发挥中西医协同作用。尤其在重症和危重症病人治疗中,就贯彻了以西医为主,中医配合,一人一策,一人一法,尽早使用中医药的原则。

中医药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中从四个方面发挥了作用:一是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转化的概率,二是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转化率,三是积极参与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疗,四是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复。应该说,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,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,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医的“扶正祛邪”在解决“内闭外脱”,帮助人机对拍,或者缩短上机时间,减少并发症发生,帮助稳定病人的血氧饱和度、提高氧合水平,降低病死率等方面,发挥了良好的作用。

中西医结合疗效好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中医急症以专科急诊为突破口,取得了不少成果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,贸易和旅游的高速扩张,在全球范围内,一方面一些传统传染病死灰复燃,比如耐药性结核;另一方面,也出现了一些烈性新发传染病,像非典、埃博拉、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此次新冠肺炎。对于临床出现的耐药菌株,尤其是一些重症感染患者抗生素不良反应、二重感染等问题,西医学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。目前临床发现,中医的介入能一定程度改善二重感染和不良反应问题。

对于新发烈性传染病,2003年前,在临床实践中,中医很难早期参与救治,即使在专门收治传染病的医院里,中医专家也较难实质性参与。在非典期间,中医推出了连花清瘟这一治疗病毒感染疾病的药物,对抗击非典发挥了作用,证明中医药对于未知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有有效方案。当年,中医药防治突发急性传染病便被纳入中医急症重点研究范畴。

2009年,中医药应对普通型甲型H1N1流感创制金花清感颗粒,并用循证医学高级别证据证明了中医药的治疗效果与奥司他韦等同,也说明中医药治疗急症的有效和在当代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。

人命至贵,医学的终极目标不外乎挽救生命和缓解痛苦。无论是哪一目标,医学核心都是急诊和急救。过去,治疗危急重症始终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核心动力。中医急症在近百年来有所衰退,有特定的历史背景。然而时势也造就新的契机。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,中医和西医各有短长,在治疗急危重症上,合则双美。当下,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、中西医结合的急症医学体系,亟待构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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